我國對外貿易發展的新形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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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11-14 14:33:00
全球金融危機爆發后，以美國、歐盟、日本為代表的發達經濟體復蘇進程緩慢。即便在寬松貨幣政策的持續刺激之下，其國內經濟的增長勢頭難以提振，無法發揮引領世界經濟增長的“火車頭”作用。另外，近年來美國推動的TPP 和TTIP 談判，以高端開放為契機，力圖掌控下一輪國際貿易規則主導權，對我國參與全球生產分工體系構成新的挑戰，國際環境的不確定性因素明顯增多。
面對當前嚴峻的國外經濟環境，我國適時調整了經濟發展模式，全面推動轉型升級、創新發展，將發展的“砝碼”更多地放置在國內市場，通過深化市場化改革激發經濟增長的活力。然而，由于我國長期偏重于外向型經濟發展路徑，產業結構也具有明顯的外向型特征，發展模式的轉變不可能一蹴而就，對外貿易對我國經濟增長依然發揮著舉足輕重的作用。例如，2016年5 月國務院簽發的《關于促進外貿回穩向好的若干意見》中明確指出，外貿是國民經濟重要組成部分和推動力量，促進外貿回穩向好，對經濟平穩運行和升級發展具有重要意義。特別是，在推進“一帶一路”發展戰略的過程中，把握好對外貿易發展的新形勢，有利于相關配套政策的制定、精準發揮政策保障發展的功能。
一、發達經濟體經濟復蘇進程緩慢，全球進口需求持續萎縮
2008 年從美國的次貸危機，引發了全球性金融危機和經濟衰退。從表1 的世界銀行的數據來看，金融危機后，全球經濟增速在2010 年出現了反彈，但此后全球經濟增速一直差強人意，遲遲無法恢復到危機前的增長水平。特別是，發達經濟體復蘇進程相對緩慢。就經合組織成員國而言，2014 年的G D P 同比增長率為1.68%，其G D P 的全球占比從2004 年76% 持續下滑至2014 年的68%，貨物和服務出口的增速遠遠低于危機前的水平。因此，可以說發達經濟體的發展動力明顯走弱。
其次，從表2 美國、日本和歐元區G D P 數據來看，歐元區的經濟增長速度低于經合組織成員國的平均水平，自2014 年度起勉強挽回經濟衰退的頹勢，G D P 同比增長率從2013 年的-0.3% 回升至0.9%，2015 年度繼續保持經濟復蘇態勢（1.6%），雖然其經濟復蘇趨勢的可持續還有待進一步觀察，如2016 年第一季度G D P 同比增長下滑至1.5%1，但對于我國外貿環境改善而言，仍不失為一大利好因素。日本雖然依靠財政刺激和寬松貨幣政策，使經濟迅速擺脫了衰退的困境，自2012 年以來尚未出現負增長，但是2014 年的GDP 停留在零增長狀態，2015 年勉強恢復到0.5%，經濟增長勢頭難以出現大幅提振2。即便在持續的量化寬松的政策環境下，結構性問題仍未得到有效解決，經濟增長勢頭依然十分不穩定。相反，作為全球金融危機震源的美國，其經濟狀況呈現出穩定復蘇的征兆，自2010 年以來GDP 同比增長率一直保持1~2 個百分點。截至2015 年，美聯儲依據就業指標持續向好，GDP 實際增長率仍然維持在2.4%3。在安定的增長環境下，美聯儲做出未來就業有望保持穩定態勢的判斷，于2015 年12 月，近十年首次上調了聯邦基準利率4。隨著美國經濟的穩定復蘇，未來美國可能再次在發達經濟體中發揮“火車頭”的作用，進而促進全球經濟發展。
不過，值得注意的是，隨著發達經濟體的內生發展動力走弱，其對全球商品的進口需求也隨之下滑，即便經濟復蘇順利的美國也不能例外。從表3 世界貿易組織發布的商品進口貿易指數來看，自2012 年開始全球進口需求出現了持續下滑的趨勢，近3 年的指數分別為99.29、98.13 和85.31，全球需求下降趨勢明顯，2015 年的降幅仍在擴大。美國和日本的進口需求變化趨勢與全球的變化趨勢類似，自2012 年起持續下滑，尤其是經過2015 年的大幅下滑后，其需求水平已遠不如2009 年前的水平。與美、日相比，雖然歐盟28 國的進口需求的下滑程度相對緩和，2014 年的進口需求也勉強接近危機前的需求水平，但結合其與俄羅斯圍繞烏克蘭、敘利亞等諸多地緣政治沖突的不確定性增多和2015 年進口貿易指數大幅下滑的現狀來判斷，即便未來1 年內歐盟G D P 保持穩定復蘇勢頭，其進口需求水平也很難出現大幅上升的態勢。
二、我國進出口貿易總額下降，進口貿易同比降幅明顯大于出口貿易。
借助以上數據可以看出，從國際需求角度看，目前全球經濟仍舊處在金融危機后的調整恢復期，總體經濟復蘇疲弱的態勢尚未得到顯著改善，全球貿易幾乎處在停滯增長的狀態。這種國際環境對我國的對外貿易的穩步發展起到了不利影響，以下進一步聚焦我國最近的貿易發展情況。
從表4 的進出口貿易總額來看，我國2015 年累計額達到39535.57 億美元，與2014 年相比減少了3479.71 億美元。其中，出口貿易額為22735.26 億美元，減少了687.67 億美元；進口貿易額為16,800.31 億美元，減少了2,792.04 億美元。就該指標而言，除了受到全球金融危機的沖擊，2009 年曾出現貿易額斷崖式滑落之外，十八屆三中全會以來我國貿易額萎縮的跡象還是首度出現。特別是，盡管2009 年我國實施了“四萬億”經濟刺激政策，但依然無法抗衡外部需求持續疲軟的局勢給我國經濟增長帶來的負面效應，自2010 年以來，進出口貿易累計額同比增長率從34.72% 一路下降至2015 年的-8.09%，呈現出明顯的下降趨勢。再分別從出口和進口貿易總額來看，一方面，出口降幅雖然沒有2009 年下降16.01% 那般劇烈，但是必須注意到2015 年出口貿易累計額同比增長率出現2.94% 的下降，這畢竟是2010 年以來首次萎縮，并且從2010 年開始出口貿易的發展呈現出一種持續下降的趨勢。另一方面，值得注意的是，雖然進口貿易的發展趨勢基本與出口一樣，但是其近年來的降幅明顯大于出口貿易。特別是，20[來自www.LW5u.coM]15 年同期進口貿易總額同比下降了14.25%，遠遠超出了出口貿易的降幅，從而導致在出口貿易萎縮的情況下，貿易差額累計額仍然出現上升的現象。其緣由將在下文中進行具體的分析。
三、我國對外貿易國別結構穩中有變，對歐、美貿易關系穩定，對日貿易關系走弱，與東盟貿易關系日趨緊密。
從上述分析可以得出，由于發達經濟體的經濟復蘇進程緩慢、全球進口需求持續萎縮，加上我國傳統的重要出口對象國多集中在發達經濟體，因此2015 年我國出口貿易出現了2010 年以來的首次萎縮。這種國際貿易環境的變化趨勢在未來可能會繼續一段時期，為了分析未來我國借助“一帶一路”建設，開辟新興出口替代市場的可行性，需要我們對我國近期的對外貿易國別結構展開進一步地研究。
首先，從我國2015 年的進出口貿易累計額的國別結構來看，①亞洲占比為52.96%，達到20956.31 億美元。其中東盟占比[來自wWw.lW5u.CoM]為11.93%、日本占比7.04%，韓國占比6.97%。與2010 年相比，該指標的亞洲占比基本未變，2010 年東盟占比為9.85% 上升了2.08 個百分點，日本占比為10.02% 下降了2.98 個百分點，韓國占比為6.97% 未發生變化。② 2015 年歐洲占比為17.6%，達到6965.47 億美元；北美洲占比為15.53%，達到6144.14 億美元，其中美國占比達到14.11%。與2010 年相比，該指標的歐洲占比為19.28% 下降了1.68 個百分點；北美洲占比為14.22% 上升了1.31% 個百分點，其中美國占比為12.96% 上升了1.15 個百分點。③同期非洲、拉丁美洲和大洋洲的占比分別為4.52%、5.98% 和3.38%。與2010 年同期相比，該指標的非洲占比微升了0.25 個百分點；拉丁美洲占比微降了0.18 個百分點；大洋洲的占比微升了0.06個百分點，可以說這三大洲在我國進出口貿易的國別結構中所占比重十分穩定。
其次，從我國2015 年出口貿易累計額的國別結構來看，①亞洲占比為50.15%，達到11408.5 億美元。其中東盟占比為12.2%、日本占比5.96%，韓國占比4.45%。與2010 年相比，該指標的亞洲占比為46.39% 上升了3.76 個百分點，其中東盟占比為8.76% 上升了3.44 個百分點，日本占比為7.67% 下降了1.71 個百分點，韓國占比為4.36% 基本未變。② 2015 年歐洲占比為17.73%，達到4033.38 億美元；北美洲占比為19.31%，達到4393.35 億美元，其中美國占比達到18%。與2010 年相比，該指標的歐洲占比為22.51%，下降了4.78 個百分點；北美洲占比為19.38%，其中美國占比為17.95%，基本保持不變。③同期非洲、拉丁美洲和大洋洲的占比分別為4.78%、5.81% 和2.22%。與2010 年同期相比，該指標的非洲占比上升了約1 個百分點；拉丁美洲占比微跌了0.1 個百分點；大洋洲的占比微升了0.13 個百分點。就出口貿易的國別結構而言，一方面，由于歐盟經濟復蘇緩慢，其在我國出口貿易國別結構中的比重出現下滑，但歐盟仍然是我國主要的出口市場。同樣，雖然美國的進口需求水平較之前明顯走弱，對我國出口的帶動能力不可避免地出現衰退，但其在我國出口貿易國別結構中依然占據著最為核心的地位。另一方面，亞洲作為出口市場的重要性在逐漸上升。值得注意的是，日本作為傳統的重要出口對象國，其在我國出口貿易國別結構中的重要性相對減少。相反，以東盟國家為代表的亞洲發展中國家作為出口市場的魅力與日俱增。這說明未來在發達經濟體進口需求可能持續下降的趨勢下，為了緩解我國出口下滑對經濟增長帶來的壓力，不僅需要強化我國在傳統出口市場上的比較優勢，同時需要牢牢把握住“一帶一路”的戰略抓手，積極開發周邊發展中國家的市場潛力。
再則，從我國2015 年進口貿易累計額的國別結構來看，①亞洲占比為56.77%，達到9547.81 億美元。其中東盟占比為11.57%、日本占比8.5%，韓國占比10.38%。與2010 年同期相比，該指標的亞洲占比為59.84% 下降了3.07 個百分點，其中東盟占比為11.08% 微升了0.49個百分點，日本占比為12.67% 下降了4.17 個百分點，韓國占比為9.92% 微升了0.46 個百分點。② 2015 年歐洲占比為17.43%，達到2932.09 億美元；北美洲占比為10.41%，達到1750.79 億美元，其中美國占比達到8.84%。與2010 年相比，該指標的歐洲占比為15.62% 上升了1.81 個百分點；北美洲占比為8.39% 上升了2.02 個百分點，其中美國占比為7.32% 上升了1.52 個百分點。③同期非洲、拉丁美洲和大洋洲的占比分別為4.18%、6.2% 和4.94%。與2010 年相比，該指標的非洲占比微降了0.62 個百分點；拉丁美洲占比微降了0.34 個百分點；大洋洲的占比微升了0.23 個百分點。
就進口貿易國別結構而言，其展現出若干與出口貿易國別結構不同的特點。其一，亞洲作為進口商品來源地的地位呈現出下降趨勢，其主要原因是日本在我國進口貿易國別結構中的地位出現了明顯的下滑，這既有兩國近年來地緣政治沖突的因素，也有我國產業結構轉型升級帶來的影響。后者的影響在下文中將展開進一步的分析。其二，雖然北美，特別是美國在我國進口貿易國別結構中的地位不如其在我國出口貿易國別結構中的地位，但是其進口占比呈現出持續上升的趨勢，這有利于緩解美國對我國長期與其保持貿易順差的不滿。其三，歐盟在我國進口貿易國別結構中的地位相對穩定。可以預見，在與亞歐發展中國家合力挖掘市場潛力，共同推進“一帶一路”建設的過程中，我國勢必會加大相應的歐洲進口，這有利于促進歐盟經濟的進一步復蘇。因此，歐盟國家有充分的理由支持我國“一帶一路”的發展戰略，從而加強互利雙贏的貿易關系。
總體而言，我國對外進出口貿易國別結構穩中有變。與歐洲和北美洲國家的貿易關系穩定，其作為商品來源地的地位相對上升，從而相應稀釋了其在我國貿易順差國別結構中的突出存在。
與之相對應的是，我國與亞洲發展中國家的貿易關系日趨緊密，但與日本的經貿關系出現持續走弱的跡象。值得注意的是，從總量數據來看，日本在我國進口貿易國別結構中地位的下滑，似乎促成了亞洲在我國貿易順差國別結構中的占比上升的趨勢。為了說明進口大幅下滑的問題，以下將對我國貿易的商品結構展開進一步的分析。
四、大宗商品價格走低促成進口額大幅下降，產業結構升級轉型加快工業產品的進口替代首先，從按H S 分類歷年中國商品進口貿易結構來看，過去十年中我國進口貿易結構變化的最明顯特征是，食品、原材料和礦產品等初級產品的進口比重顯著上升，工業品的進口比重相對下降。例如，第一類活動物、第二類植物產品以及第四類食品飲料、酒及醋、煙草及制品，從2006 年開始，其在我國商品進口貿易結構中的比重持續上升。雖然近年來第五類礦產品比重的升幅出現鈍化，2015 年甚至急速下滑至17.8%，但是其比重仍然大于2006 年的15.6%。又如，第六類化學工業及其相關工業的產品，第七類塑料及其制品、橡膠及其制品和第十五類賤金屬及其制品等工業品的進口比重，分別從2006 年的7.1%、5.8% 和7.6% 下降到2015 年的6.7%、4.7%和5.2%。特別是，第十六類機電、音像設備及其零件的比重下滑程度十分劇烈，從2006 年的41.5% 下滑至2015 年的34.8%。
其次，從歷年中國各類商品進口貿易累計額的同比增長率來看，導致2015 年進口貿易結構變化的最主要原因是，礦產品貿易額的大幅下滑，而起因則是大宗商品價格的大幅走低。例如，2013 年和2014 年的進口貿易結構基本一致，但是由于2015 年礦產品貿易額的同比增長率從2013 年的3.6% 大幅下滑至2015 年的-34.7%，尤其是，第27 章礦物燃料、礦物油及其蒸餾產品貿易額的同比增長率從2013 年的0.6% 大幅下滑至2015 年的-37.2%，直接導致了礦產品在進口貿易結構中的比重大幅下滑，從而即便在機電、音像設備及其零件貿易額的同比增長率出現負增長的情況下，依然間接推高了機電、音像設備及其零件在進口貿易結構中的比重。
事實上，我們僅從2014 年12 月來看，在構成世界初級產品價格指數的38 個種類的大宗商品中，下跌品種達到23 個，占60.5%，下跌品種在世界初級產品價格指數中所占權重之和為84.7%。其中，天然橡膠價格同比下跌37.3%，鐵礦石價格下跌49.3%，原油價格下跌42.7%，大豆價格下跌22.5%，原煤價格下跌25.3%，棕櫚油價格下跌21.5%。同時，聯合國有關部門公布的統計數據表明，中國進口鐵礦石、油料作物、棉花、羊毛、賤金屬礦石和天然橡膠的數量居全世界第一位，中國進口原油、原煤和食糖數量居全世界第二位5。因此，進入2015 年大宗商品價格的走低直接促成了我國進口貿易額的大幅下降。
當然，我國著力推進的產業結構升級轉型也會加快工業產品的進口替代效應，從而降低我國工業品的對外依存度。借助我國對日本的進口貿易變化來看，我國對日本的進口產品主要集中在第六類化學工業及其相關工業的產品，第七類塑料及其制品、橡膠及其制品，第十五類賤金屬及其制品，第十七類車輛、航空器、船舶及運輸設備和第十八類光學、醫療等儀器等工業制品部門。特別是，在全球金融危機前，第十六類機電、音像設備及其零件的進口占比曾達到一半以上。從歷年中國對日各類商品進口貿易累計額的同比增長率來看，從2012 年開始，第七類塑料及其制品、橡膠及其制品，第十五類賤金屬及其制品和第十六類機電、音像設備及其零件進口貿易累計額的同比增長率都出現了持續性的負增長。特別是，第十五類賤金屬及其制品和第十六類機電、音像設備及其零件進口貿易累計額的降幅較大，直接導致其在對日進口貿易結構中的比重顯著下降。
這種貿易趨勢的起因固然有日本經濟通縮、中國經濟增速下滑和出口貿易不景氣的影響，但我國對日本第十五類賤金屬及其制品和第十六類機電、音像設備及其零件進口貿易累計額的降幅遠遠大于上述這些指標的降幅。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 最近的一項研究結果，在20 世紀90 年代，全球收入每增長1%，全球貿易就會增長2.5%，比以往多得多，但這樣的情況不再出現了。就制造業而言，新興市場成本上升和自給自足程度提高，以及世界各地生產方式的變化，已導致不少復雜的全球價值鏈不復存在。自2013 年以來，每1% 的全球增長只能產生0.7% 的貿易增長。上世紀90 年代中期，中國出口的產品多達60% 的價值來自于進口零部件和原材料。如今這一比例已經降至約35%6。因此，可以說，近年來我國進口下降的部分起因，是我國著力推進的產業結構升級轉型實實在在地加快了工業產品的進口替代效應。
五、未來對外貿易發展將進入“新常態”
全球經濟呈現低增長低通脹并存格局是2008 年金融危機以來各種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首先，由于發達經濟體陷入流動性陷阱的跡象明顯，利率與通脹之間的因果關系被弱化。其次，積極的財政政策受各種因素限制，空間越來越小，作用不斷減弱，很難帶動民間投資，更難以刺激民間消費。再次，金融危機以來，去杠桿化、去庫存化、去產能化的相互作用導致全球性有效需求嚴重不足，國際貿易增長緩慢。最后，由于經濟基本面供需的失衡，國際大宗商品價格逐步進入低位調整的通道。鑒于這些因素在未來的一年里很難出現積極向好的變化，加上美元進入加息周期對新興市場國家的潛在沖擊的顯性化等新的不確定性的出現，所以未來全球經濟低增長低通脹的格局或將持續，從而我國對外貿易發展也將進入“新常態”。
在國際經濟環境的新形勢下，我國應當積極做好應對措施：其一，加強人民幣匯率管理政策的靈活度。人民幣匯率管理政策應著力確保有效匯率相對穩定，允許匯率波動幅度的適度增加和人民幣對美元的適度貶值，既要避免承擔其他國家競爭性貶值的成本，又要避免為人民幣幣值不穩的投機預期推波助瀾。其二，突出貨幣政策自主性。央行外匯占款的下降，為央行貨幣政策操作提出了新要求。一方面要積極開辟投放基礎貨幣的國內信貸渠道，另一方面要積極降低過去對沖外匯占款而不得不采取的高存款準備金率，為國內宏觀經濟的穩定運行提供充沛資金。目前經濟下行壓力明顯，通貨緊縮潛在壓力依然存在，貨幣政策要逆周期調節，必要時央行應優先考慮降準。其三，大力防范系統性風險的出現。2015 年我國經濟金融中積累的風險已經部分顯現，未來還會不斷暴露出來，保持國內經濟穩定可持續發展是關鍵，堅決守住不發生系統性風險這一底線，既要防止潛在的國內風險在外部沖擊下發酵，又要防止國內風險的顯化讓外部沖擊有機可乘。其四，繼續推進區域化發展，深化南南合作。2016 年新興市場國家經濟發展的不確定性可能大增，存在很大的國際援助和合作的潛在需求，有關國家的外資政策也可能放松。我國應積極深化南南合作，加快推動金磚國家集團治理建設，實質性推進“一帶一路”建設，必要時對困難和危機國家伸出援手，共渡時艱，實現共贏，從而提升我國在全球事務治理上的國際話語權。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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