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國內的大多數知識產權服務機構來說，“替代性爭議解決機制（ADR）”還是一個有待拓展的新概念。但在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下稱上海自貿區）這片制度創新的“試驗田”里，對于調解、仲裁等多元化知識產權糾紛解決機制的探索已蔚然成風。近日，上海市文化創意產業法律服務平臺知識產權調解中心（下稱知識產權調解中心）便成功調解了兩起涉上海自貿區知識產權侵權案件。

　　在上海自貿區，企業負責人們親切地稱調解中心的工作人員們為“老娘舅”。在上海市所在的吳語地區，“老娘舅”常被人們用來形容那些有威望、講公道的年長者。如今，這些知識產權領域的“老娘舅”們如何秉承“以和為貴”的理念定紛止爭呢？在不久前赴上海采訪期間，記者深入上海自貿區一探究竟。

　　“這是浦東法院自由貿易區法庭委托我們進行庭前非訴調解的兩起案件。”知識產權調解中心主任游閩鍵向記者分享了他此次擔任調解員的經歷。案件起源于一場知識產權糾紛：“我的美麗日志”商標在中國大陸的獨占許可人統一（上海）保健品商貿有限公司（下稱統一公司）發現，一電商平臺上有標識為“我的美麗日記”的面膜產品出售，銷售量巨大。該電商平臺住所地位于上海自貿區內。經向該電商平臺溝通無果后，統一公司以侵犯商標權為由將銷售“我的美麗日記”面膜產品的兩家企業和該電商平臺訴至浦東法院，請求法院判令被告停止侵權、賠償損失、消除影響。

　　這本來將是一條漫長的知識產權維權訴訟之路，然而由于調解員的介入，維權之路很快見到了曙光。“我們受理這起案件后，依據《上海市浦東新區人民法院關于自貿試驗區訴訟與非訴訟相銜接的商事糾紛解決機制的工作規則（試行）》及知識產權調解中心的《調解規則》，開展調解工作。最終，該電商平臺在這兩起案件中分別賠償原告10萬元和6萬元，這樣的調解結果得到雙方認可，平息了此次糾紛，前后歷時不到一個月。這充分表明知識產權糾紛人民調解作為知識產權糾紛多元化解決機制之一，能為權利人提供更多知識產權糾紛解決途徑和維權選擇，有效降低維權成本。”游閩鍵說。

　　原本勢如水火的涉案雙方，怎會在這利益攸關的時刻握手言和？面對記者的疑問，游閩鍵道出了其中奧秘。“能夠達成和解，肯定是出于雙方當事人本來的意愿。通俗地說，我們扮演的是‘老娘舅’的角色，在調解過程中充分尊重當事人的意愿，不偏袒任何一方，立足促成當事人互諒互讓、達成最終和解為目標，維護并發展當事人持久的合作關系和長遠利益。”游閩鍵說，“相對于訴訟等途徑，人民調解途徑在專業性得到保證的同時，有案件處理效率高、維權成本低、減少糾紛當事人之間的對抗性、節約司法資源等優點。此外，這種方式還有利于當事人信息保密。”

　　“可以預見的是，隨著電子商務、文化貿易和定牌加工業務的發展，未來上海自貿區產生糾紛最多的領域將是金融和知識產權。對當事人來說，選擇民間調解意味著花最少的錢、以最短的時間解決糾紛。”對于調解方式的適用性問題，游閩鍵表示，知識產權調解中心聚集了一批高水平的知識產權專家服務團隊，調解員上崗前須經過嚴格的選聘、培訓以及考核，因此不必對調解的專業性產生疑慮。而調解員的確定，一般是由各方當事人在調解員名冊中自主選擇進行確定，這保證了調解活動的公正性。雙方達成一致的調解協議，可申請法院進行司法確認，這也保障了調解結果的強制執行性。

　　記者在采訪中還了解到，上海是全國首批知識產權糾紛人民調解3個試點地區之一。在上海5家試點單位中，游閩鍵所在的知識產權調解中心是目前上海自貿區內唯一一家知識產權糾紛人民調解機構。在試點期間，上海市知識產權聯席會議辦公室將針對這5家試點單位開展問卷調研、專業培訓、案例收集、規則制定等工作，力圖引導并鼓勵建立知識產權民間保護與行業自律機制，充分發揮各類行業協會、調解中心、知識產權中介服務機構等在協調解決知識產權糾紛中的積極作用，拓展多元化知識產權糾紛解決機制。

　　“在上海自貿區建立調解機構，以人民調解的方式解決知識產權糾紛無疑是一種與國際接軌的模式。為使這種模式更好地發揮作用，還需要對調解機制進行不斷探索、逐漸完善，進一步規范訴調工作制度、完善訴調對接機制等，使民間調解制度在知識產權糾紛解決中發揮更大的作用。”正如上海市知識產權聯席會議秘書長、上海市知識產權局局長呂國強所言，我們樂見，日益增長的知識產權糾紛中出現更多的“老娘舅”們的身影，我們期待，“以和為貴”的調解理念能真正化干戈為玉帛，讓更多的知識產權權利人尋找到最佳維權途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