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凱元
科技創新是發展新質生產力的核心要素。習近平總書記深刻指出，保護知識產權就是保護創新。知識產權司法保護是知識產權保護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承擔著激勵創新創造、維護公平競爭、促進文化繁榮、服務對外開放等重要職能。加強知識產權司法保護，是發展新質生產力的內在要求和重要保障。只有聚焦構建支持全面創新體制機制的重要任務，真保護創新，保護真創新，以公正高效司法保護助推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才能為新質生產力加快發展提供優質司法服務和有力法治保障。
一、加強科技創新成果司法保護，為新質生產力加快發展蓄勢賦能
知識產權，一頭連著法律規則，一頭連著科技和市場，與科技創新直接相關、聯系緊密，是科技創新成果向現實生產力轉化的重要橋梁。保護知識產權的目的，就是激勵創新。發揮法治的引領、規范和保障作用，加大對新興產業、原創性創新的知識產權保護力度，是用法律手段保障新質生產力獲得持續不斷澎湃動能的應有之義。
隨著重大前沿技術持續涌現，科技創新和產業創新融合不斷加深，我國已成為名副其實的知識產權大國，正在向知識產權強國邁進。在世界知識產權組織發布的《2024年全球創新指數報告》中，我國創新力排名已躍居第11位，擁有的全球百強科技創新集群數量連續兩年位居世界第一。在這種背景下，用法律手段保護并推動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質量特征的新質生產力發展，是當前知識產權司法保護工作的重點方向。
近年來，人民法院依法妥善審理涉新興產業案件，特別是加強對信息技術、人工智能、新材料等領域知識產權的司法保護。比如，在“蜜胺”發明專利及技術秘密侵權關聯案件中判賠2.18億元，當事人在執行中就新增項目和后續生產行為達成全面和解，權利人最終獲償6.58億元，既有力保護了權利人歷時10余年斥資近億元研發出的先進生產技術，又使被訴企業獲得使用許可，有效避免了拆除生產線和停產導致大批職工下崗等問題。再如，推動“智能物流機器人”發明專利11件系列糾紛一攬子化解，實現嚴格保護知識產權和促進人工智能產業長遠發展共贏。
近年來，我國不斷加強科技創新主體司法保護，依法審理科技成果權屬、發明人資格糾紛等案件，為發展新質生產力保駕護航。2024年12月4日，最高人民法院大法官擔任審判長，組成五人合議庭公開開庭審理涉“骨關節炎藥物”發明專利權屬糾紛系列案，促成當事人當庭達成全面和解，用司法力量保護科研主體創新創業，形成示范效應。圖為庭審現場。 最高人民法院供圖
原創性、顛覆性科技創新，往往在保障國家安全、推動生產力質的飛躍等方面發揮著關鍵作用。加強對原創性科技創新的保護，是知識產權司法保護的重要內容。比如，種子是農業的“芯片”，種業知識產權保護關系國家糧食安全，關系中國人的“飯碗”。最高人民法院出臺植物新品種權司法解釋，發布4批共50件人民法院種業知識產權司法保護典型案例，建立種業知識產權司法保護專家智庫，推動構建多元立體的種質資源綜合法律保護體系。在“金粳818”植物新品種侵權案中，侵權人以“種糧大戶”名義借助互聯網銷售“白皮袋”侵權種子，人民法院準確認定侵權行為和非法獲利，依法適用懲罰性賠償，有力打擊套牌侵權，凈化種業市場，保護種業創新的“嫩芽”。
科技創新催生新產業新模式新動能，也帶來新的法律爭議。很多新類型糾紛訴至法院，需要司法“定分止爭”，為創新主體提供清晰、穩定、可預期的行為規則。比如，在“刷寶APP”不正當競爭案中，被告抓取和搬運原告運營的短視頻平臺中數萬條視頻文件、用戶信息、評論并向用戶提供，人民法院認定被告抓取內容構成短視頻平臺的數據集合，原告基于該數據集合形成競爭性利益，屬于反不正當競爭法保護的合法權益，有效規制數據抓取不正當競爭行為，保護短視頻平臺運營者合法權益。再如，最高人民法院調解的因APP直播春晚引發的90余起侵權訴訟，促成4000余起相關潛在糾紛得以化解，規范了新業態下的各種新型經營行為。
二、加強科技創新主體司法保護，為新質生產力加快發展增強激勵保障
創新驅動實質上是人才驅動。新質生產力以勞動者、勞動資料、勞動對象及其優化組合的躍升為基本內涵。其中，勞動者是生產力中最活躍的因素，與新質生產力匹配的不再是以簡單重復勞動為主的普通勞動者，而是能夠創造新質生產力的戰略人才和熟練掌握新質生產資料的應用型人才。培養更多新質生產力的創造者，必須加強科技創新主體司法保護，充分釋放全社會創造潛能，推動加快建設知識型、技能型、創新型勞動者大軍。
新時代以來，我國科技創新人才不斷涌現，推動科技實力和綜合國力躍上新臺階，為加快培育和發展新質生產力奠定了堅實基礎。我國2023年研發人員全時當量達724.1萬人年，穩居世界首位。同時要看到，創新越接近前沿，風險和不確定性就越高，越需要加強科技創新主體司法保護，為人才松綁，強化人才激勵，全面激發各領域各層次人才活力。
讓科技人員在科技成果轉化收益分配上享有更大自主權，是對科技創新的直接激勵和保護。為此，需要完善知識產權保護制度，依法審理科技成果權屬、發明人資格糾紛案件，準確界定職務成果與非職務成果的法律界限。比如，2024年國家憲法日，最高人民法院由大法官擔任審判長，組成五人合議庭開庭審理涉“骨關節炎藥物”專利權屬系列糾紛，促成當事人當庭全面和解，維護科研主體權益，形成讓科研主體勇于創新、安于創業的示范效應。通過司法手段支持職務科技成果賦權等激勵制度改革，有助于破解科技成果轉化“不愿轉”、“不敢轉”、“不能轉”難題，推動產學研深度融合，促進科技成果從樣品變成產品、形成產業。
企業是重要的科技創新主體，也是知識產權司法保護的重要對象。最高人民法院發布關于優化法治環境促進民營經濟發展壯大的指導意見，對保護民營企業創新創造提出明確要求。立足審判為依法經營企業增信，2024年助力17家科創企業成功申報“科技成果轉化貸”1.1億元。在多起既涉及國有企業創新成果保護又事關民營經濟發展的案件中，實質性解決系列糾紛，為各類企業合作共贏創造條件，增強經營主體在未知領域、風險領域的創新活力和投資意愿，用法治護航企業去闖去試。
保護創新主體，要求妥善處理保護商業秘密與人才合理流動的關系。近年來，人民法院依法審理多起涉及競業限制、商業秘密保護和科研人員離職擇業創業糾紛案件，合理確定競業限制的義務主體、經濟補償、法律后果，準確判斷競業限制條款的公平性和有效性，避免競業限制范圍擴大化妨礙科技人員自主擇業。比如，妥善化解“心電圖機”技術秘密侵權糾紛，在保護企業技術秘密的同時，保障離職員工擇業自由和后續創新，為科技人才創業提供更廣闊舞臺。
三、營造科技創新法治環境，為新質生產力加快發展培育良好土壤
發展新質生產力，必須形成與之相適應的生產關系。嚴格保護知識產權，完善現代產權制度、深化要素市場化改革，才能更好促進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更好發揮政府作用，優化營商環境。知識產權不僅是國內市場創新要素發展的“剛需”，也是吸引國際貿易和投資的“標配”，在穩步擴大制度型開放中發揮著導向作用。加強知識產權保護，對于建設更高水平開放型經濟新體制，為發展新質生產力營造市場化、法治化、國際化一流營商環境，具有重要意義。
推動加快構建高效規范、公平競爭、充分開放的全國統一大市場，需要加強反壟斷和反不正當競爭司法。比如，對平臺強制“二選一”、大數據殺熟、低價傾銷、強制搭售等破壞公平競爭、擾亂市場秩序的行為依法嚴懲，保障各類市場主體公平獲得創新資源，引導平臺經濟向開放、創新、賦能方向發展。此外，通過監督和糾正行政機關濫用權力排除或者限制競爭的違法行政行為，知識產權司法保護打通了束縛新質生產力發展的堵點卡點，讓優質生產要素順暢流動、高效配置。
知識產權保護涉及復雜利益關系，需要司法作出合理平衡，確保公共利益和激勵創新兼得。知識產權不當行使、過度擴張，會損害公共利益，甚至阻礙創新。嚴格依法保護知識產權，重在準確把握私權保護與公益保護、促進創新與公平競爭的關系，準確劃分保護知識產權與防止權利濫用、支持行使知識產權與規制濫用市場支配地位間的法律界限。人民法院加強知識產權批量訴訟審理工作，探索建立關聯案件披露制度，對虛假訴訟、惡意訴訟侵害他人商譽、擾亂創新秩序的，堅決糾治、追責；對濫用知識產權實施不公平高價、拒絕交易、限定交易等壟斷行為的，依法予以規制。
法治是最好的營商環境。加強知識產權司法保護，在優化營商環境進程中發揮著重要作用。黨的十八大以來，人民法院審結涉外知識產權一審案件8萬余件，平等保護中外權利人合法權益，努力把每一個司法案件辦成展現法治中國形象的窗口，展示我國保護創新、開放包容的自信與決心。比如，公平公正審理“西門子”商標侵權及不正當競爭糾紛案，判決對外方權利人予以1億元高額賠償。在“迪奧”商標行政案中，準確把握《商標國際注冊馬德里協定》精神，便利外國權利人在華獲得商標權保護。上海、福建等地方法院和世界知識產權組織仲裁與調解中心開展訴調對接，成功調處涉20余個國家的80余件糾紛，拓寬了參與國際知識產權爭端解決的渠道。今天，我國知識產權法治保障更加有力，知識產權司法保護國際影響力顯著提升。越來越多外國當事人選擇在中國解決知識產權糾紛，我國日益成為值得信賴的國際知識產權爭端解決優選地，形成對全球創新要素資源的更強吸引力。中國知識產權故事廣泛傳播，世界知識產權組織出版知識產權典型案例集“中國卷”，并在“旗艦出版物”《法官專利案件管理國際指南》中設“中國專章”；我國審理的30個案例入選世界知識產權組織案例庫，為全球知識產權治理體系向更加公正合理方向發展貢獻中國智慧。
四、健全知識產權司法體制機制，為新質生產力加快發展保駕護航
大廈之成，非一日之功。從1983年商標法實施起，我國知識產權審判經歷了40余年的發展歷程，從無到有、從小到大、由弱變強。新時代以來，我國知識產權保護工作取得歷史性成就，知識產權法規制度體系和保護體系不斷健全、保護力度不斷加強。
人民法院加大對關鍵核心技術、重點領域的知識產權司法保護力度，用法律手段保障新質生產力獲得持續不斷新動能。圖為海南自由貿易港知識產權法院在2024中國種子（南繁硅谷）大會展示館設立種業知識產權司法服務點。 海南自由貿易港知識產權法院供圖
一路走來，堅持改革創新，促進知識產權審判體系和審判能力現代化，是推動知識產權司法保護事業發展的根本動力。十九屆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第一次會議審議通過《關于加強知識產權審判領域改革創新若干問題的意見》，引領和推動知識產權司法保護體系日益完善。《知識產權強國建設綱要（2021—2035年）》明確提出，健全公正高效、管轄科學、權界清晰、系統完備的司法保護體制。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堅強領導下，人民法院完成知識產權相關改革任務12項，以改革促進創新，以創新引領發展，積極構建案件審理專門化、管轄集中化和程序集約化的審判體系。
“十年磨一劍”。我國知識產權專門法院建設走過10余年光輝歷程，基本形成以最高人民法院知識產權審判部門為牽引、4個知識產權法院為示范、30個地方法院知識產權法庭為重點、各級法院知識產權審判業務部門為支撐的專業化審判體系。最高人民法院知識產權法庭成立6年來，審結技術類知識產權上訴案件近2萬件，其中涉戰略性新興產業案件數量和占比逐年攀升，2024年達1233件，占32.3%，充分體現了建立國家層面知識產權案件上訴審理機制的改革成效。
知識產權民事、行政、刑事審判“三合一”，使知識產權保護整體效能得到提升。全國25個高級法院、236個中級法院和276個基層法院，有序開展“三合一”審判機制改革。最高人民法院發布知識產權案件管轄司法解釋，具有知識產權民事案件管轄權的基層法院達到558個，優化了審判資源配置。“全國法院技術調查人才庫”入庫專家719人，實現主要技術領域全覆蓋，以技術調查官制度為基礎，以專家輔助、專家陪審、技術鑒定、技術咨詢為重要組成部分的多元化技術事實查明機制不斷完善。
健全法律統一適用機制，才能為創新創造樹規則、明導向、穩預期。黨的十八大以來，圍繞知識產權司法保護，最高人民法院制定司法解釋、規范性文件46件，發布指導性案例38件，人民法院案例庫入庫案例723件，裁判文書網公開發布裁判文書191萬余份，知識產權審判質效和司法公信力不斷提升。
如今，知識產權侵權行為懲治力度不斷加大，持續為以科技創新引領新質生產力發展提供司法保障。比如，在“新能源汽車底盤”技術秘密侵權案中，依法適用2倍懲罰性賠償判賠6.4億元，并創新裁判規則，促使當事人自動履行裁判。在“云臺相機”外觀設計專利權糾紛案中，人民法院依法作出行為保全裁定，用“先行判決+臨時禁令”的方式，為權利人及時提供司法救濟。2025年1月6日，最高人民法院發布關于以高質量審判服務保障科技創新的意見，進一步對涉科技創新領域審判工作提出全面、系統指導意見。
實踐證明，黨中央關于提高知識產權保護工作法治化水平的決策部署完全正確，意義重大，影響深遠。加強專業化審判機構建設，培養高素質專業化審判隊伍，集中管轄專業性較強的知識產權案件，有利于高效解決專業領域糾紛和前沿法律問題，更好服務創新驅動發展戰略實施和新質生產力加快發展。
當前，國際知識產權治理體系面臨深刻調整，聚焦知識產權國際治理規則，各國重視并加快知識產權司法體制變革，以適應科技創新規律和國家發展戰略需求。為此，深化知識產權審判體制機制改革創新，推進高水平知識產權審判機構建設，不斷健全知識產權審判組織，優化審判機構布局，完善上訴審理機制，如箭在弦、勢在必行。新征程上，以司法體制機制改革創新保護科技創新創造，以法治之力服務和保障新質生產力加快發展，必將為加快建設知識產權強國、推進中國式現代化作出新的更大貢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