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國內影視產業快速發展，成為文化創意產業主要的經濟增長點，但同時也面臨很多問題，尤其是侵權問題一直困擾著編劇。面對侵權現象，很多編劇主動維權，通過訴訟保護自己的合法權益。但在維權過程中，如何明晰借鑒和抄襲的界線還存在很大爭議，同時，劇本署名也引發很多糾紛。圍繞這些行業難題，在此次論壇上，與會編劇、法官、學者分別提出了自己的觀點。

　　多方支招界定抄襲行為

　　如何區分借鑒與抄襲？編劇余飛從行業的角度提出自己的看法：一是故事的立意與創意。這兩個元素是一部作品的靈魂所在，編劇進行作品創作時，可以借鑒他人立意，但創意不能輕易借鑒，以防雷同。二是事件與具體橋段。事件可以相同，但具體橋段不能雷同。三是人物設定與人物關系。這兩者都可以借鑒，但不能同時借鑒。比如電視劇《家有九鳳》中，一個家庭有九個孩子，并且是姐妹關系，他人創作作品時可以借鑒這種人物設計關系，但是不能讓每個人的人物性格與原作一樣，否則就算抄襲。四是核心事件和結構。核心事件和結構都可以借鑒，但不能同時借鑒。五是細節和臺詞。對于細節和臺詞，編劇也不能簡單借鑒。

　　論壇上，學者與法官也積極支招。中國傳媒大學文法學部副教授劉文杰認為，區分借鑒與抄襲可以遵循如下幾個原則：一是抽象與具體區分的原則，具體的故事內容會受到著作權法保護，而故事抽象為一般主題，就不能獲得著作權法保護。二是程式原則，作者創作某一種題材故事，不可或缺的歷史場景的設計，是一種固定的模式，任何人都能使用，不能獲得著作權法保護。三是史實自由原則，對于歷史上出現的真實事件，任何人都能用自己的寫作方式去敘述、描寫。四是公有作品自由原則，作品進入公有領域后，任何人都有權使用。

　　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知識產權庭庭長楊柏勇認為，可以通過接觸和實質性相似的原則進行比對。在司法實踐中，對于已經公開發表的作品，由于該作品處于公之于眾的狀態，便可據此推定被訴侵權人接觸過該作品，無需權利人再就被訴侵權者接觸的事實進行認定；對于未發表的作品，法院除通過權利人提交的事實證據進行認定外，還可以綜合考慮行業習慣等因素，判斷被訴侵權者是否接觸他人作品。以《與皇帝離婚的女人》為例，雖然這部作品未公開發表，但法院認定被告具有從原告處接觸過《與皇帝離婚的女人》一二三稿的可能性。這表現在三個方面，其一，被訴侵權作品與維權作品明顯近似；其二，被訴侵權作品中包含與維權作品中相同的錯誤，而這個錯誤對這個作品毫無幫助；其三，被訴侵權作品中包含著與維權作品相同的特點、風格和相同的技巧，而這些相同之處很難用巧合進行解釋。

　　謹慎簽約確保合法權益

　　除影視作品抄襲的界限存在爭議外，編劇與制片方因署名權引發的糾紛也時有發生。

　　根據我國著作權法規定，署名權即表明作者身份，在作品上署名的權利。劉文杰認為，這里的署名權包含兩層意思，一是作者有權利在自己的作品上署名、不署名，以及決定如何署名；二是作者有權利要求他人使用自己作品時為其署名，這一點至關重要，因為在影視行業，為作者署名的人一般不是作者本人，而是制片者、攝制方。同時，對于改編作品，作者也有權主張署名。比如電影《九層妖塔》是根據作家天下霸唱的小說《鬼吹燈》改編而來，電影雖提到這部作品改編的原著，但并未署上天下霸唱的名字，天下霸唱認為此舉侵犯了自己的署名權，遂訴至法院。“我認為署名權就是要為作者署上名字，不管是他身份證上的姓名，還是藝名、筆名，而不是僅僅提到他的作品，就算是尊重他的署名權了。”劉文杰說。

　　如何防止這些糾紛發生？楊柏勇認為，編劇與制片方簽訂合同時，要盡可能地署真實姓名。如果需要署筆名，應當確保有證據證明所署的筆名與真實姓名之間存在對應關系。同時，隨著互聯網技術的發展，原稿署名作為權利歸屬的證明力開始弱化，建議作者使用電子文檔保存證據，強化原稿署名的證據效力。此外，由于制片方往往是委托編劇創作，因此編劇在簽訂委托創作合同前，應結合自身的實際情況和履約能力進行約定，防止因考慮不周而導致違約。在簽訂授權合同時，編劇需要查看約定的授權內容和商定的授權內容是否一致，防止授權范圍超出預期，進而導致利益受損。

　　“編劇維權是進行行業自救，編劇和劇本是影視行業的核心要素。”汪海林表示，業界一定要攜手打擊侵權行為，維護影視行業健康發展，這涉及到創作者、投資者、播放平臺的共同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