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2002～2010年專利侵權案件的實證分析
六、對法定賠償原則的反思
首先，根據模型分析結果，法院在確定不同類型產業的參考因素時存在明顯制度性差異，因此，在確定法定賠償的參考因素時，應該將侵權產品的行業特點作為一個重要參考因素，并結合原告可確認的經濟損失、被告可確認的利潤所得、權利類型、專利許可費用、被告的侵權規模、侵權時間、侵權范圍、侵權產品銷售價格以及被告是否有惡意侵權行為等多個因素酌定賠償額。
其次，法定賠償涉及參考因素過多，容易造成法官的自由裁量權范圍過大，其偏離賠償額確定基準的可能性較大。因此，權利人應該花費更多精力進行訴前侵權調查，以盡可能確定權利人的部分損失或者侵權人的利潤所得，盡量減少法定賠償的工作量，保證法定賠償額的準確性。本研究發現，國外權利人往往會獲得更高的賠償額，一方面是因為法院考慮到專利的質量和價值，另一方面是因為國外權利人往往會開展大量的訴訟侵權調查，并將起訴的重點瞄準已具備相當生產規模的企業。最高人民法院在2006年度十大知識產權民事案件中就指出：“國外企業在維權中，逐漸把維權的目光從仿冒品的制造者擴大到銷售者，進而將目光聚焦在具有一定規模的市場開辦主體上。秀水案件（香奈兒股份有限公司訴秀水街公司侵權）就是最好例證。”⑥
再次，積極探索將懲罰性賠償納入法定賠償的范圍。在現有司法實踐中，法院在法定賠償中往往會對被告惡性競爭、重復侵權、假冒專利和拒絕提供證據等惡意行為附加0.5～1.2倍的懲罰性賠償。一些地方法院進行了相關探索，如根據《重慶市高級人民法院知識產權損害賠償數額指導意見》第16條的規定，在運用許可使用費倍數確定賠償額時，“對于以假冒為業或多次侵權等情節嚴重的行為可以適用較高的倍數”，最高人民法院發布的2012年度專利民事案件典型案例肯定了這一探索的合理性。在鮮樂仕廚房用品株式會社訴上海美之扣實業有限公司、北京惠買時空商貿有限公司侵害發明專利權糾紛案⑦中，盡管保鮮盒只是人們生活中經常用到的日用品，但法院核實本案銷售商在收到專利權人律師函后，未及時采取停止銷售的措施導致原告損失進一步擴大，因此，根據專利權的類別、被告主觀過錯、侵權情節和侵權行為性質、侵權持續時間及影響范圍等因素，法院酌情確定了30萬元的較高賠償數額。
第四，考慮到專利對經濟發展的重要性，企業對專利和技術創新的重視程度越來越高，傳統專利和產品一對一的關系將被越來越多的專利組合所代替，尤其是在計算機、半導體、軟件等高新技術產品領域。這類產品的技術含量高，侵權人的可能獲利也較高，可能遠遠超過100萬元，這就表明法定賠償原則在適用中應相應地調整，在原告損失或被告侵權獲利部分確定的前提下，法院應結合產品的行業特點對不確定因素進行法定賠償，賠償總額允許超過100萬元限額。事實上，最高人民法院在2011年度知識產權十大案件中肯定了這一趨勢。這一帶有司法解釋力的典型案件是珠海格力電器股份有限公司訴廣東美的制冷設備有限公司專利侵權糾紛案⑧，法院在認定美的KFR-26GW/DY-V2空調器47.7萬元獲利的基礎上，依據案件事實推定其他三款空調器獲利不會少于47.7萬元，結合格力公司為制止侵權的合理支出，從而在法定賠償限額之上確定最終賠償額為200萬元。（作者：李黎明）
注釋：
⑥更詳細的內容，請參見：佚名.最高人民法院發布2006年度十大知識產權民事案例[EB/OL].(2007～04～26)[2014～05～08].http：//finance.ce.cn/law/home/scroll/200704/26/t20070426_11170416.shtml.
⑦參見：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2012)高民終字第3974號《民事判決書》。
⑧參見：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2011)粵高法民三終字第326號《民事判決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