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對人類的生存發展發揮著無可取代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人類的歷史也是一部科技發展史。科技創新有賴于經濟發展，而有利于創新的制度設計也是其重要推動力。當前，我國正處于經濟轉型升級、產業結構調整和發展方式轉變的關鍵時期，物質主義、功利主義、實用主義等多元價值取向交織，加之體制機制改革尚不到位，科技創新有時會呈現出科學理性偏離人文理性的價值沖突。立足經濟全球化背景下的技術發展現狀，同時考慮我國的現實國情，必須著力于綠色發展視域下的科技創新。
綠色發展視域下的科技創新，不僅意味著生態自然環境的宜居，同樣昭示著社會發展環境的有序，而生態良好、經濟繁榮、技術民主則是其外在表征。在綠色發展的指導下，科技創新是美麗中國的應有之義，而知識產權制度尤其是專利制度則是保障科技健康、有序、持續、良性發展的重要手段。制度上升到國家層面就是法律，科技創新過程產生的諸多問題亟待法律制度發揮其規范作用。通過知識產權法律機制將科技創新納入法治體系，營造良好的制度環境，在規范科技發展的同時激勵技術創新，能夠為綠色中國建設提供不竭動力。
在諸多部門法中，專利法可謂是科技創新最重要的法律保障。我國的專利法于1984年頒布之后，根據時代發展出現的新情況新問題，先后歷經1992年、2000年和2008年的3次修改。2012年8月，國家知識產權局發布《中華人民共和國專利法修改草案（征求意見稿）》（以下簡稱專利法修改草案），揭開了專利法第4次修改的序幕。回顧我國專利法的立法史，不難發現，專利法在立法理念、制度設計等方面很大限度地發揮了規范作用，將科技創新引領到法治軌道，確保了科技進步契合依法治國的根本需求。在新的時代背景下，對專利法作出修改，要立足于黨對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判斷。黨的十八大和十八屆四中全會強調要促進綠色發展，十八屆五中全會將綠色作為五大發展理念之一，因此，綠色發展視域下科技創新應當成為專利法修改中需要深入探討的問題。
筆者認為，此次專利法的修改應當從以下三個方面著力：
注重政策引領。專利法對科技創新的規范和促進不應當局限于具體規則的設定，而應當充分發揮其導向指引作用。例如，專利法修改草案在針對具體制度的規定進行補充修改的同時，增加1個條文——誠實信用條款作為導向性的規定，即申請專利和行使專利權應當遵循誠實信用原則，不得濫用專利權損害公共利益或者不合理地排除、限制競爭。起源于羅馬法的誠實信用原則最初僅適用于債權債務關系，之后擴充至對民事關系的適用，此次專利法修改增加此條款，旨在為專利申請人以及專利權人的行為設定基本準則，能夠防止主體濫用權利而導致法律環境的不安定，系于個人私益與社會公益之間尋求平衡的有益探索，有助于完善社會主義的法治誠信體系，利于營造促進科技創新的公平、有序的法律氛圍，契合依法治國的法治理念。
促進成果轉化。若權利人取得專利權之后未將其推廣實施而是束之高閣，不僅不利于其個人私益的實現，而且也是對社會資源的極大浪費，并將阻礙科技創新進程，與綠色可持續發展的基本理念背道而馳。由于專利侵權成本低、成果轉化平臺缺失、評估機制不完善等原因，我國的專利轉化率一直處于較低水平。針對此種狀況，專利法修改草案增加了“專利的實施和運用”章節，其中新增7個條文。不難發現，立法者的目的是為促進成果轉化，但其效果究竟如何、是否具有現實操作性尚待檢驗。例如，從立法上明確專利行政部門應當促進成果轉化，但規定過于籠統，無具體的實施指南，當屬宣示性條款;職務發明創造的發明人、設計人自行許可制度所欲解決的問題欠缺普遍性;移植于國外立法的當然許可制度是否適合我國國情值得商榷;等等。這些都需要作進一步的探討。
嚴于事前預防。專利法修改草案通過增加故意侵權行為、網絡侵權行為、賦予專利行政部門查處侵權的權利、提高侵權賠償數額等方式，試圖進一步加強對專利侵權的打擊力度，加強對專利權人利益的維護。毋庸置疑，專利法最重要的目的和功能之一即為專利權人提供周全的保護，通過尊重其勞動成果，使其利益最大化，保護其創新熱情。但要看到，專利法此一功能的發揮主要體現在事后救濟上，亦即侵權發生之后，權利人再訴諸懲罰措施進行被動補救。專利侵權的復雜性以及專利本身所具有的專業性使得事后救濟取證面臨諸多困難，并且侵權案件的審理周期相對較長，因此，雖然權利人的損失能夠最終通過賠償等方式得以“填平”，但權利維護所付出的成本以及因維權而喪失的市場先機是難以用金錢來衡量的。與此同時，案件審理需投入相應的訴訟成本，占用本已十分緊張的司法資源，與建設節約型社會南轅北轍。因而，對權益的維護不能僅寄望于事后懲罰措施，而應當增加事前的防范措施。如何制定事前防范侵權措施，進而降低其維權成本、避免司法資源的浪費，并且為權利人提供更寬松的環境，使其能夠將有限資源投入成果轉化和新技術研發，也是專利法修改必須考慮和探索的重要問題。（光明日報 作者 張洋）
（張洋，作者單位：河南財經政法大學民商經濟法學院）
